《星艦迷航:阿尼亞拉》你害怕的,終究會造訪你

「地球上隨處可見死牢的荒涼
石頭築起高牆圍困囚徒的靈魂
冷涼的石頭在沉默中聽到回答:
這裡是人類主宰。這裡是阿尼阿拉號。」
《阿尼亞拉》第一百首詩

1月25號的歌德堡電影節亮相時,觀賞《阿尼亞拉》的觀眾必須進入特殊訂製的石棺之中,看完整場一小時四十五分,內容是講述被困在太空艙迷航漂流的電影。雖然準備了又大又友善的紅色按鈕可以隨時喊停,但那也足以引發強烈的幽閉恐懼症。

不過買票進入電影院,期待會有幽閉顫慄的觀眾,也許都在期待這種臨界點的美。有時美不一定來自快樂愉悅,而是帶著危機感。幸福的相反是美,《阿尼亞拉》裡那艘星艦,也就帶著冰冷隔絕的命運,一路朝著美的航向往前破滅。就算是通往終極,也有點詩意。

但詩意的本源可以追索,這部電影出自瑞典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者哈利.馬丁森(Harry Martinson,1904-1978)的長詩小說《Aniara》,以103首詩作集結的史詩,被當代的文學評論家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星球之歌」。這部作品可以說是瑞典的國民詩作,不但被多次改編為舞台劇,瑞典太空人Christer Fuglesang也在首次升空時,將阿尼亞拉詩集與歌曲專輯攜上太空。

但在電影版中,囚禁感並不明顯。1956年出版的詩小說《阿尼亞拉》,承載著當時人們對於二戰核子末日的恐懼。當時太空航行技術並不成熟,星艦迷航充滿著前衛的恐懼。時至今日,恐懼已經成為讓人審美疲勞的商品,Aniara語源自「ἀνιαρός 」,雖然一些譯者翻譯成悲慘、絕望,但也有乏味無聊之意。悲慘、絕望、乏味、無聊,正是面臨囚禁時會有的負面情緒。不過現此時的時代迷航的故事並不罕見,觀眾也因此對於這種恐懼鈍感。

也因此,《阿尼亞拉》遊走於通俗驚悚片與小眾藝術片之間。幽閉、恐懼、盲目、狂亂、絕望,以精確的時間軸預演。開始的震盪驚恐、依賴冥想逃避現實、狂歡沈溺、投身邪教、短暫的希望與隨後而來的絕望,隨著年份的發展都明確地呈現。雖然都是人類,但在觀影並沒有太大的共感,與其說是面對恐懼,不如說是面對恐懼的樣本模型。星艦阿尼亞拉展示了在封絕的空間之中,人類會如何劣變,所有的正向情感諸如勇氣、愛、希望、智慧,在漂流的星艦裡面一無是處。再怎麼樣的努力作為,仍然無法抵禦龐大的空洞虛無。

但也正是毫不迴避,明確地前往虛無,才能察覺在這些恐懼情緒外的平靜。電影本身可能試圖迎合追求恐懼的觀眾,但同時也傳達了一種疏離、物外的諦觀洞察。恐懼的情感在裡面的處理是以一種乾淨冷調的方式呈現,並不加以渲染。也因此最後觀眾離場前並不是帶著幽閉的焦慮,而是帶著世事皆空的覺悟離場的。

畢竟在《阿尼亞拉》中,所有主動積極的行為,最後得到的都只有失望而已:追求靈修仰賴智慧生命體蜜瑪(Mima),但卻因為無法承受人類暴力破裂的負面情緒讓生命體滅亡;想盡辦法打撈疑似動力源的漂流物,但用盡所有技術也無法打開它;培育學生教育先進知識,但在太空的弓形震波中這些未來棟樑仍意外喪生。裡面唯一真能改變些微現狀的行為只有狂歡後的懷孕以及在艦外進行自然風景的巨大投影。但懷孕本非刻意,投影只是虛幻,在投影成功的那一天,生下孩子的母親溺死了孩子,再把自己吊死在房間。

不論是代償的希望投影虛假的投影,或是延續子嗣以期待未來,這其實都是同類型通俗電影給出的粗糙解答,但《阿尼亞拉》並不想要給觀眾這麼方便的求生法門。看著那些艦內的人徒勞地邁向各自的死亡,迫不得已讓我們凝視終焉。那不是絕望的極限,而是讓所有觀影的人認知我們終究無能逃離那些我們所恐懼的事物:對於未知的恐懼、對於死亡的恐懼、對於囚禁的恐懼。

你害怕的,終究會造訪你。

畢竟在劇中艦長早已說過:

「阿尼亞拉就是我們自己的小星球。」

身處在地球這個星球上,不也是囚禁在這個藍色行星上度過的每一個囚犯的一天?環境劣化、社會動盪,我們就如阿尼亞拉的人們一樣過著乏味又即將面臨絕望的日常。

但在久遠以後,那些我們所珍愛的、所鄙棄的都像灰燼一樣的殘穢漂浮在艦中,萬物盡是虛空的以後。在極限面前,我們都無一不例外地面對終點。但預知破滅終將造訪,在恐懼的雜音平息之後,剩下的大概不是我們生存仰賴的快樂,而是在快樂另一面,那種巨觀的,平等的,廣袤但是孤寂的美。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我們仍然未能從那黑闇的議場離開

這部紀錄片很美。散場後,我的朋友這樣說。

我知道那不只是一個Hashtag而已,不是未經深思的 #覺得美 。「美」對於朋友,其實跟其他人的定義並不一:並不只是賞心悅目,他覺得離別的哭泣很美,憂憤時的痛苦掙扎很美,那就像是颱風中洶湧巨浪沖擊礁岩;櫻花開到極盛之後的隔一天。美與毀滅息息相關。不論是自毀或是毀滅,那樣的破滅就像蜻蜓的薄翅折射煙光一般充滿色澤。

我能夠理解他。畢竟在觀影過程中,我也一直在想為什麼這部紀錄片雖然標題似乎很正面,主題內容卻充斥著徬徨與困惑?那樣被時代推著走,六神無助的焦躁與無力,帶著面對毀滅的驚惶失措。其實透過導演的旁白,一直都很明顯。

三個主角的失敗錄

有別於在金馬致詞場合的堅毅,《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雖然借用自蔡博藝的書名《我在臺灣,我正青春:第一屆陸生來臺求學記事》,但內容卻是長年跟拍陳為廷與蔡博藝歷經多次社會運動,從生澀的介入到嫻熟的參與,然後是成為核心人物大放異彩,最後經歷一次次挫折而回歸起點,那樣的失敗錄。

在觀影之前一直以為敘事線只有兩條:生為台灣人的陳為廷;以及生為中國人的蔡博藝。但後來才發現,除了兩個社會運動明星以外,第三個人的觀點也許才是最重要的:導演傅榆除了充斥著自我思索的旁白以外,也透過了剪接鏡頭表達自己的觀點。紀錄片從來就不會有客觀,光是選擇哪些鏡頭,在哪些地方出現,就寄寓著自己清晰的個人意見。

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開頭,其實是2017年導演的「最後一試」,導演說:「我還想要做一點什麼,我想要再試一次」的願望促成的。陳為廷與蔡博藝背對著鏡頭,在觀看以他們為主角的紀錄片。裡面記載著那些從2012左右開始介入的大大小小社會運動:反旺中媒體壟斷、苗栗大埔拆遷、反淡北道路運動與淡海新市鎮二期開發區、再到2014的關鍵運動318佔領立法院、陳為廷參選、蔡博藝參選,也讓鏡頭展現陳為廷到中國、香港訪問社會運動相關人士的過程。

在「最後一試」之前

從鏡頭中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兩個人的轉變:陳為廷從一開始青澀地跟朋友沙盤推演衝撞的步驟,到日後成為運動中心的焦點;蔡博藝從一開始帶著「中國人」的局外人猶豫,到日後拿起擴音器開始宣揚自己的觀點。隨著鏡頭紀錄時間推移,似乎可以明顯發現兩人的成長進路。

那似乎也是導演一開始的拍攝企圖,她不只一次地透過旁白對觀眾說:「我以為這可以改變這整個世界」,搭配「團結真有力」的背景,似乎《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朝氣蓬勃,充滿希望的作品。

但現實跟我們所想像的美好願景、遠大前程都有很多落差。醞釀許久最後終於發生的太陽花學運,在經歷了23日後,學生們仍舊疲憊地撤出了議場;不遠的將來,香港的佔中也在2個月2周又3天後離開了。正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今天的新聞報導說,2019的今天,香港的佔中九子被宣判全數有罪。就算是激起了許多關注與目光,但以拖待變,靜靜等待能量消耗光,仍然讓這些舉動除了引發公民意識之外,沒有實質上的政治作用。

2014的太陽花學運事件雖然激起了許多人的危機意識,但帶著強大的危機感,眾人卻找不到一個著力點。這其實才是《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基調:一個台灣人、一個中國人,分別從體制外與體制內尋求改變。可以發現雖然他們的身份與立場都不太一樣,但陳為廷在參與許多社會運動後,最後決定參選,與蔡博藝決定參選學生會長的決定,其實都是一樣的。曾經以為靠著衝撞能夠激起一些火花,但沒有想到,那些火花的確迸發,卻因為空有打火石,沒有燃料源,終於還是消散在空中。

學運明星的前台與後台

而這種破滅的方式並不是以事件作為主要的敘述脈絡,而是以角色傳記的方式展開。我們能確實地從作品中看到陳為廷與蔡博藝的大部分人格,不論是在公開場合展現的學運明星形象,或是私底下充滿了人性,也擁有自己的軟弱與不安的時刻。兩個人物,在鏡頭前面,暴露的其實都比自己想像的更多:

例如透過鏡頭,可以窺伺陳為廷對自己所有娃娃取名,抱著睡覺的缺乏安全感;對於有敢衝撞卻對警方的一句「幹你娘」氣哭了的委屈;面對中國與香港箝制的漫不在乎與諧謔;在太陽花學運事件最後徬徨無主的茫然;以及在性騷擾事件中,那種闖了大禍的麻木以及其後衍伸的不甘。他是一個需要燈光的人物,也正是因為這樣,在風波影響下,他必須宣告退選時,他最後對著鏡頭,彷彿在對話也彷彿在自言自語的這樣說:

「是你們不要神的。現在神要離開了,不要神的話,就嘗試不要神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一樣是那個「我們希望我們可以不讓彼此孤單」的陳為廷,導演也說,那終究是我認識的陳為廷。同時帶著自己的意圖與利他的想法站在檯面上,他不是一個空有形象的偶像,而是一個正在歷經掙扎痛苦搏鬥卻失敗的人物。

在導演的鏡頭下,蔡博藝也是一個歷經無數的掙扎仍然一事無成的失敗者。她經歷過無數的努力:介入每一場社會運動,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的各種社會議題;出書、採訪,甚至計畫寫作一本叫做《台灣好青年》的書,紀錄她所遇到的所有愛著台灣這片土地的青年社會運動人士。

「我不太想從事件議題來切入,想從人物來著手,這樣跟土地的連結不深。」蔡博藝那時的眼眸晶亮,還帶著神采。接下來歷經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她逐漸體認到不論再怎麼努力打入核心,「妳是中國人」的爭議,仍讓她處處窒礙難行。在太陽花學運時,她在議場中對著鏡頭痛苦地說:

「陸生都覺得很委屈,我作為支那賤畜也覺得很委屈。我就是你們口中的支那賤畜,這樣難道不會太民族主義了嗎?」

被批評為支那賤畜的蔡博藝,最後與陳為廷的想法一樣,在體制外的衝撞後,決定進入體制內去尋求改變。但淡江大學學生會的選舉,也在選委會的操作下失敗了。

但這部紀錄片呈現的焦慮與茫然,大部分並不是來自陳為廷與蔡博藝,而是導演傅榆,她從一開始「只認識陳為廷與蔡博藝」如此介入的旁觀者,一路歷經種種事件。她偶爾穿插在影像之間的簡短旁白,也是觀眾會有的共同想法。曾經我們也跟傅榆一樣想著:「他們可以改變這整個世界」,但也經歷過一次次的運動後失望:「串連做的努力,原來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透過剪接呈現的陰暗時刻

傅榆一直都不是躲在鏡頭後面安靜的旁觀者,她實際上就是第三個主角,參與了所有事件,也擁有自己的觀點。透過剪接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讀取導演意在言外的個人意見:例如呈現了太陽花運動時,場外8巷的聯絡負責人被禁止進入「工作會議」的不滿衝突;在蔡博藝委屈地表達「支那賤畜」的委屈後,將鏡頭帶到場外牆上貼著的「中國人滾出台灣」標語;紀錄陳為廷自白自己其實真的有性騷擾前科時,眾人在車廂內安靜了一晌,同行者發言:「我現在在想,能不能動用關係把這項紀錄刪除。」

或是陳為廷對著鏡頭說,其實有一種「冒險的感覺」與「親近感」促使他做了許許多多的事情,隨著鏡頭帶到學運的畫面,陳為廷繼續說:「其實不管是政治與性,都是一種欲望的投射」,那也是傅榆隱隱地藉由這樣的自白,針砭了陳為廷在政治與性上面的種種行為。

這些都是她透過剪接展現的陰暗時刻。陳為廷與蔡博藝,或所有學運的參與者,其實都不會是英雄,只是脆弱的年輕人,非常普通地展現了被規範馴化的瞬間。但傅榆並不是一個被動的呈現者,她一直都是個,雖然擔憂無力,但還是會展現個人意志的堅毅參與者。

再試一次,然後再一次

最能夠展現個人意志的是她在開頭「再試一次」的努力。她邀請兩個曾經的社運青年來觀看屬於他們自己的紀錄片,問他們現在是不是有什麼進展規劃。兩人在看完之後的心得其實都非常相仿,帶著微微的尷尬與慍怒回答現在他們在自己可以做的方向努力:採訪、寫文章,其實也不一定要再度衝撞或試圖介入政治圈。

那也許並不是導演始料未及的回答,但巨大的失望仍然讓她在鏡頭後面啜泣,她哭著說:

「我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難道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努力的了嗎?這樣感覺什麼都沒有。」

她透過旁白說,他們近乎斥責地回應,要他們給出一個答案是把所有責任都放在他們身上。蔡博藝更說:

「要以人為主角期待他們做一些什麼,其實對我們的人生也是一種綁架。」

她也是那個開頭熱血勃勃地想要以人為中心寫一本《台灣好青年》,說「跟土地的連結不太深,跟人的連結比較深」的蔡博藝。

他們變了,但在這樣的時代理所當然會改變。熱血會被消耗、希望會被磨蝕,也許台灣即將成為那個連在餐廳批評當權者都必須要遮著嘴巴,努力衝撞不被接受卻會被冷言冷語:「維穩勢力請他們喝了十幾次茶,不就表示他們一直停留在原點沒有進步。所以維穩勢力才一直沒有行動升級?」那樣的反烏托邦社會。

但我們真的只能夠跟蔡博藝養的那隻貓一樣,「你在箱子裡面過著生活覺得還不錯,但碰到邊界就會很真實地感受到限制的確存在」,抱著那種被困在樊籠卻莫可奈何的無奈繼續生活嗎?

讓火苗繼續燃燒

傅榆在最後給出了一個答案,她發現她把答案丟給那兩個人,並不負責。那麼多英雄電影熱門暢銷,雖然說明這個世代人們都希望英雄,但實際上不會有任何一個獨立個體能成為英雄,承擔負責所有的英雄大業。

這個世代沒有英雄,只會有打火石一樣的閃光,要如何承繼火苗,讓火苗繼續燃燒,這是每一個平凡的我們的責任。講話其實木訥羞澀的導演傅榆,在2018的金馬獎頒獎典禮時,做了一件引燃火苗的事情。在金馬獎頒獎她手腳都在發抖,仍堅定地念出那一段話: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片,很多人以為是在講政治,但它其實更多是在講青春,青春很美好,但也容易犯錯。我們可能把錯誤的期待投射在別人身上,這有可能發生在人對人,也有可能發生在國家對國家。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作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圖源:自由時報資料照

沒有任何的語言能夠為這部作品做結,只有這一段話能夠。透過了行動,傅榆證明了的確有一些行為能夠推動這個社會。那是傅榆以自己的所有力量做出的一步,那是她顫抖的戰鬥。雖然我們仍然未能從那黑闇的議場離開,但那一項微小並重要、引發爭議也造成契機的行為,仍然充滿了美,不是嗎?不是毀滅的美,畢竟在故事裡,所有的洪水都只是過場,之後的新生,才是真正閃閃發光的重點。

為這個危機四伏的台灣獻上美好的祝福,但願我們真能一起盡我們所能,用我們的雙腳走向新生安和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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