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我們從未自那場雷雨離開。

 

當鎮暴盾齊一地在水泥地上有節奏的敲擊，步步逼近；當鎮暴水柱當頭沖下的那一刻；當警察對著你說：「你自己好好走，我們不碰你」，而你灰頭土臉地從行政院的後門離開後。經過這幾年，你以為你已經離開了，但其實自始至終，從未遠離那場雷雨。

2014年的318學運是一次劇烈的動盪。對於所有生活在台灣，甚至是台灣週邊的人們來說，是一次醞釀許久的春雷。只是以為情緒早已平息，卻又在看到當時的畫面時輕易被挑起。我還記得那些微寒的深夜，那些現在聽來諷刺的口號與掌聲，以及拿著麥克風沙啞的聲音。當時太多的事件發生，許多人爭相說著自己的話語。多半待在8巷的我，其實很多時候並沒有參與到許多事件的發展過程。就算曾經待過街頭，在佔領行政院時處於警察最兇暴的北平東路包夾區直至深夜，但我所見到的，畢竟只有我一個人的觀點。

所以在看到這些紀錄時，彷彿就是從他人的視角，重新體驗了一次整場事件。《街頭》選擇的視角非常獨特，導演跟拍的是台大社科院。進入議場後48小時，大部分是台大社科院的學生們退出了議場，回到了學校，在張之豪、張勝涵、吳沛憶、黃守達等人的糾集下，一群有別於「議場內」的學生們用另外一種方式參與活動，甚至規劃執行了在318學運中最有爭議性的事件：「323佔領行政院事件。」

知曉與距離：兩個社會運動紀錄的難題

拍攝社會運動的紀錄片，很難避免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讓不了解社會運動的人了解整個事件脈絡；二是如何避免因為太過介入而造成導演與運動者在距離上的難以劃分。在《街頭》中，導演的觀眾課群鎖定的相當明確，他並沒有試圖為那些不了解運動的人進行說明，甚至不加上人物的簡短介紹。雖然跟拍的時間非常長：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2012年反壟斷旺中抗議運動、2013年的紹興社區運動、2014年的反服貿學運、2015年的反高中課綱運動，就算是幾乎每場運動都有參與的觀眾如我，也必須透過簡短的對話才能推敲出現在的時間點。也就是說，這部紀錄片其實並不對不熟悉運動的觀眾完全開放，頂多只能感受到當時的衝撞與挫折。要了解全部內情，可能對於人物與事件都得略加查驗，才會知道為何大家要在史明家中吃春捲，為何葉菊蘭對於張勝涵的鼓勵又那麼重要。

但導演本來就志不在此。這並不是一部介紹性質的影片，從這部片的規劃來看，《街頭》並不是突顯社會運動的始末與價值，而更將焦點放在社會運動者身上。如果說第一個「如何了解」的問題導演從不試圖解決；那麼關鍵其實就在於導演如何述說裡面的人物，「如何接近以及如何拉遠」。

恰到好處的距離感

作為一個長期蹲點的田野調查紀錄者，能夠掌握這樣的距離感，其實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一件事情。這不但需要足夠的冷靜，甚至需要些許的冷酷。他觀察，他也相當主觀，但他決定最後不介入。這是一件非常難的功夫。而他所選定的團體，又是一個在學運場合中這麼具有異質性的存在。《街頭》裡側寫了張之豪「衝不出去、爬不出過去」的那種充滿痛苦的生活；展現了張勝涵從2008年野草莓運動雄心壯志的熱血社會青年，再隨著一則則事件的發生，個性與行為逐漸變化的歷程。以前是說衝就衝，充滿了動力的衝組，但在2015年的反課綱因為「老闆」也有在盯，所以什麼都不能做，頂多只能坐在這些學弟妹們中間靜靜聽他們說話，不想要倚老賣老說一些什麼經驗。

這樣殘酷的時間軸，從一開始的火熱到後來的疲憊，導演都透過了影像告訴我們。他甚至毫不留情的追問那些問題：「如果你們真的成為了領導者，真的成為了那些你們所痛恨的在位者，你們真的能夠做出明確的決斷，真的能夠讓出位子給年輕人嗎？」這個問題以各式各樣的形式出現在事件中，但很多時候透過影像與對話，能夠發現這些社會運動者其實也陷入了疲憊的茫然中。

選擇台大社科院作為紀錄主體有一個很特殊的視角價值。台大社科院是一群與場內關係微妙的學生團體，但他們又有別於議場外，身處於廣場的場內。也因此，《街頭》站在這群特別的「身處局內的局外人」中，格外能夠見到當時許多不同團體的衝撞。除了社科院本身所描述的「學生、老師、NGO」的三方角力之外，其實「場內占領者」、「場外群眾」、「社科院學生」的三方，也具有微妙的關係。

場內、群眾、社科院：三方的微妙關係

在《街頭》的影像紀錄中可以明確地發現這點：在經過廣場時，最刺耳也最鮮明的聲音是糾察隊的聲音。這些糾察隊喊著「請保留通道」「這裡是單行道請不要從這裡出入」「垃圾不落地請丟到這個垃圾袋裡」。這些好寶寶的行為引發了許多人的不滿，甚至也連帶地對於「規劃奇怪動線」、「拉起管制線」的糾察管理者團體「1985」產生不滿。導演不只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作為秩序的管控方對於「群眾」做的種種管控，甚至也側寫了施蜜娜在行政院牆上噴漆寫上「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時，主持人要糾察隊制止。

在許多次的開會時，不論是社科院的學生或是場內的人士，其實也都有探討「要如何紓解群眾的壓力」、「如何讓場外的靜坐者不覺得自己只是奴工」，但在廣場溫馴享受靜坐的「順民」們無法給予政府壓力的情況下，想要行動的「衝組暴民」就成為了台大社科院的主力。《街頭》從台大社科院與場內的林飛帆、陳為廷溝通到決定佔領行政院的歷程一路記錄下來，其實能夠看到這些社會運動者所面對的是一種不確定的未來性。三方微妙的糾葛與界線的含混，在當時其實是很難被釐清，因此反覆被討論但依舊一片混濁的關係網。

四年之後，其實已經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當時的脈絡局勢：在318議場被佔領後，場內的佔領者與場外的靜坐者其實產生了微妙的關係之中。靜坐者相信在外面的聲援有助於議場內的佔領者，從而讓占領者能夠施加更多的壓力，甚至改變局勢。

但在社科院與林陳兩人的會議中其實可以看出，場內其實光是佔領，其實就已經耗竭了許多力量，而當時的政府又以拖待變，讓大家不攻自敗，只要付出成本，其實政府是抱著冷處理讓占領者自行潰敗的想法行為的。議場內群眾雖然有個媒體形象上的臉面，但實質一切決策與行動，也不是林飛帆與陳為廷兩人說了算。

台大社科院的人也在佔領行政院這樣的行為後明白了這點。佔領這件事情縱使是一場突襲，但其實也沒有達到想像中的效益；而面對龐大的「群眾力量」，社科院的領導者又沒有辦法真的管理佔領行政院的這群人。畢竟這群人只了解要「衝入行政院」，他們無法理解整件事情的目的與策略。也因此，當群眾真的衝進了行政院，社科院的人覺得戰略目的已經達到，卻撤不走這些認為「佔領行政院就能夠解決某些問題」的群眾，終於釀成了324凌晨的驅逐行動。

第四方的暗中謀劃

佔領行動一定會有傷害，但不論是進入的群眾或是規劃整起事件的社科院都無法想像這件事情的結果。從《街頭》的紀錄看來，警方早在民眾衝進去行政院之前有了萬全準備：哪邊要佈置警力，哪些地方要加強防範，要怎麼包夾，又要動用什麼樣的設備驅逐，似乎早已布局。行政院某些地方不自然的鬆懈與隨後而來嚴密的驅逐行為，都在在說明了這次事件並不是偶發性的行動，而可能是某種共識下的事件。也就是說，除了之前呈現的三方之外，一直以來，三方的對立面「執政黨政府」，其實早就已經作為第四方參與了整個事件。

323的佔領行政院事件，就《街頭》的結果來看，的確有效地耗竭了許多資源，更快地讓場內決議要撤場。社科院的人們在事件發生後訴說自己的恐懼與無力，以及那些「我們本來以為可以因此而造成壓力」的失望；但就當時的執政方而言，這場運動更進一步突顯了從未有可能升格成「武裝革命」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是沒有辦法撼動政府的。

更令人絕望而冰冷的，是導演並沒有在此處停止拍攝，而是一路拉長，問出那個「多年以後，那些人怎麼了」的問題。其實這就是觀眾所處的現此時台灣，所以那場雷雨的冷酷，毫無遮掩地就這樣澆灌下來。當年的熱血青年一一成為了多年以前不一定能夠想像的模樣。那時候一起靜坐或是給予鼓勵的政治人物，在上位後，也似乎沒有讓改變成真，讓這麼久以來所爭議的議題徹底解決。

但就像是「場內占領者」、「場外靜坐群眾」、「社科院突圍者」三方的糾葛一樣。在場內的這些人乍看握有決策的能力，但需要考慮的太多，無法真的像想像中一樣迅速明快地解決所有問題；在野的突圍者們身處事內但身處局外，所以想要構想一個簡明的方法來解決事情（例如佔領一個立法院不夠，那就再佔領一個行政院），但等到主事時，卻也面臨了與場內一樣的問題。

不過導演最想要發聲對話的對象，我想其實是那些握有力量，卻茫然無措的群眾們。當社科院的主要報導人張勝涵說出：「我也是群眾」時，那種呼籲昭然若揭。當我們靜坐時，當我們旁觀時，當我們自認為我們參與了一些行動，所以：「那些在場內的主事的領頭的應該就可以解決一切困難時」

別忘了其實在街頭，我們也都是群眾。縱使那些領頭者似乎是遮風避雨的傘，但實際上我們仍然身處於這場雷雨之中。傘會壞滅，會疲憊，甚至也極端需要撐起這些傘的我們這些群眾們。

所以《街頭》也許在呈現梳理了整起事件脈絡，除了要告訴我們那些被雨淋濕的疲憊與苦惱之外，也想要告訴我們，在幾年前那些乍看是英雄的人，其實真的都不是英雄，他們跟我們一樣，不過是努力挺身而起的一般人而已。他們也是群眾，不會真的握有解決的鑰匙，直接把門打開就解決一切事件。

要能夠倖免於這場雷雨，也只能夠意識到自己身處於雷雨之中，從未離開。才能夠真正地理解降雨的源頭，進而真的讓島嶼出現天光吧。